人口普查中的人工或将被取代

但是，各国的政治、社会和技术背景存在各自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国外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相关制度未必适合于我国，我国在引进相关制度时需要审慎甄别。

完善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的建议

我国2020年5月颁布的民法典第1034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在该条第2款个人信息的定义中，明确将生物识别信息列举为个人信息，但也未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特别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27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这里“图像采集”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29条将个人生物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加以保护，并规定了“充分必要”原则。但总体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规制仍较为简略。

我国目前对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别保护呈现出软法先行的特点。2020年2月，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JR/T 0171-2020）（以下简称《规范》）将生物识别信息列为敏感性最高的C3类信息，并要求金融机构不应委托或授权无金融业相关资质的机构收集C3类信息，金融机构及其受托人收集、通过公共网络传输、存储C3类信息时，应使用加密措施。2020年3月新修订的我国国家标准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确规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并对个人敏感信息进行了特殊保护。2020年11月27日，工信部组织发布了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团体标准《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人脸信息》，规定了移动应用软件对人脸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储、销毁等活动中的最小必要规范和评估方法，并通过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典型应用场景来说明如何落实最小必要原则。

数据治理的普遍性、技术性、复杂性、应时性等特点决定了数据治理具有一定的软法空间，但软法欠缺强制力的特点决定了对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别保护离不开硬法的托底。因此，有必要从硬法的角度系统思考对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别法律保护、对人脸识别的特别法律规制问题。

1、建立健全一体适用的安全与责任底线

法律规制人脸识别技术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叫停该项技术的使用，而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倡导一种负责任的使用。为此，笔者建议建立如下公私部门一体适用的安全与责任底线。如果不符合这些安全与底线原则，则为违法收集个人信息。

其一，无论谁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人脸识别系统要经第三方独立机构定期检测，以检测其准确性与非歧视性。必要时，人脸识别系统及其定期检测结果应向监管部门备案。

其二，无论谁通过公共网络收集、传输、存储人脸信息，都应使用加密措施，并对收集到的人脸信息进行分片段单独存储，并不得公开披露人脸信息。

其三，无论谁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都应该建立可追踪的技术体系。谁在何时何地查询、使用、修改、下载了人脸信息，事后都可查证，以便发生侵权时，人脸识别技术使用主体对侵权人进行查证和追责。

其四，法律应该规定，无论是谁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如果其收集的信息被证明出现被盗窃、泄露、非法使用、非法出售、非法提供等情形，从而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的，收集者对受害人受到的实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难以证明，则应对每个受害人至少赔偿一定数额（如2000元人民币）的法定定额赔偿金。受害人受到的实际损失小于该法定定额赔偿金的，受害人可直接主张法定定额赔偿金。

其五，无论是谁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人们均有权拒绝“刷脸”。如果是在无竞争性的服务领域（如民航、铁路、学校、社区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当人们拒绝“刷脸”时，应提供其他替代性的验证机制，而不能不“刷脸”就不能使用或进入。毕竟，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是不尽相同的，法律规则的设置应容忍和尊重那些低风险偏好的人，尤其是在当前不能做到人脸识别系统百分之百安全的情况下。

2、区分公私部门配置不同的规制重心

（编辑：保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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