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

2020 年，罗永浩多个新身份——直播主播。

　　每次都会复盘，增加体验式场景

　　罗永浩团队的经验在初期很有限，初期成绩好主要是因为平台给了很大的流量支持，吃完前期红利之前，业绩看起来是不错的，可是自身的软实力并没有真正得到提升。所以随着红利的减少，成绩下滑也是必然的。比如第一场直播之后就有粉丝抱怨，在罗永浩直播间买到的商品价格上并不占优。此后，罗永浩的供应链和商务团队，做了很多的调整。除了和品牌商合作，还有三个主要合作模式，一种是和渠道商合作，一种是和工厂合作，一种是和平台合作，根据不同商品来源的配比，通过谈判获得更好的产品和价格，优化了自身的供应链能力。

　　在每次直播结束后罗永浩都会复盘，进行相关修正。虽然每次复盘会结束后的改进都不多，但是以一个月为单位来看，优化工作的总量是惊人的，其结果就是数据明显在变好。“所以并不是单一的重要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很多时候是有足够多的细节累积和改进，才促成了后来的好转。”
 

可以预见，在云原生与 Kubernetes 项目极大程度的统一与标准化了基础设施层抽象之后，如何进一步帮助平台团队在此之上快速、轻松、可复制的构建上层平台，正在成为业界开始积极思考的一条关键路径。再一次的，你很难在传统的云计算“三层架构”中找到适合这些产品的位置，无论是 KubeVela 还是 AWS Proton，它们既不是 PaaS，也不是 IaaS，更不是 Kubernetes 的竞争者：它们是云原生背景下新一代平台构建体系逐步崛起的萌芽。

　　探索云原生的下一站

　　2020 年的云原生可以说是整个云计算生态中发展最迅速的一条主线脉络，而也正是伴随着这样的发展劲头，云原生在新的一年里，已经要开始思考它的下一步发展空间。事实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厂商和团队在不同的领域积极发力和探索。

　　本地开发与测试

　　使能开发者面向 Kubernetes 进行本地开发和测试正在开始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这个领域中，来自纽约的 Tilt 项目是其中的佼佼者。阿里云和腾讯云有也分别有这个话题下的不同维度的解决方案，比如 KT Connet 和 Nocalhost。

　　云原生“中间件”的技术变革

　　Sidecar 模式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的将中间件领域的能力下沉至 Kubernetes 这个新一代的应用基础设施当中，除了已经如火如荼的 Istio 对流量治理领域的颠覆，微软已经不甘示弱的开源了 Open Service Mesh 作为回应。而与此同时， OAM 在微软的姊妹项目 Dapr 则直接拉齐了 Kubernetes 与中间件在“服务发现与绑定”侧的距离，老牌项目 Dubbo 亦宣布了下一代云原生中间件的技术蓝图。当然，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用户动机是非常清晰的：云原生时代的中间件，要语言无关，要平台无关。

　　“边缘”与 Kubernetes 发行版

　　Kubernetes 的“安卓化”趋势，少不了将 Kubernetes 部署到全世界任何一个数据中心去的“雄心壮志”，这里当然也包括“边缘”设备。除了华为的拳头产品 KubeEdge 之外，阿里云的 OpenYurt 项目在 2020 年也进入了 CNCF 沙箱孵化，而腾讯云则提出了 SuperEdge 紧随其后。与此同时，AWS 在 2020 年重磅开源了其 EKS 服务背后的 Kubernetes 发行版 EKS-D，这里当然隐含了对 Google Cloud 的 Anthos 和微软云的 Arc 布局的强势回应。可以预见，云厂商们对“将 Kubernetes 部署到任何一个角落”的这份执著，会让 Kubernetes “安卓化”比想象中来得更快，也少不了在 ISV 和服务集成商侧的一番“腥风血雨”。

　　云原生应用管理与 GitOps

　　云原生应用管理与交付，已然正在成为 Kubernetes 这个“新安卓”之上重要的价值聚焦点。在这个领域，阿里云联合微软的 OAM + OpenKruise 组合已经崭露头角，与此同时，社区上也出现了 KubeVela 这样进一步使能平台构建者的开源框架，开发者工具领域的佼佼者 Hashicorp 更是不失时机的发布了 Waypoint 这样的跨平台开发者界面工具。而伴随着 Kubernetes 之上的应用层技术快速演进的同时，基于 Git 作为应用配置管理中心交付应用的理念（即：GitOps），则正在迅速取代传统 CI/CD 中的 CD 环节，成为 Kubernetes 上应用分发的不二之选。在 2020 年末，CNCF 应用交付领域小组正式宣布了 GitOps Working Group 的组建，很有可能会将 GitOps 逐步推向云原生 CD 的事实标准。在 Kubernetes “安卓化”势不可挡的今天，我们对这个领域在新的一年即将出现的更多颠覆与创新充满期待。

　　2020 年：没有“确切定义”的云原生

　　“云原生”到底是什么？它就是容器和 Kubernetes 吗？虚拟机是云原生的吗？……

　　这些“灵魂拷问”，一直是很多初次接触云原生理念的公司和团队常常提出的困惑。实际上，作为一套“以利用云计算技术为用户降本增效”的最佳实践与方法论，云原生这个术语自诞生，到壮大，到今天的极大普及，都处于一个不断的自我演进与革新的过程当中。这种“永远没有确切定义”的持续生命力，才是“云原生”之所以对云计算生态充满吸引力的源泉。
 

种种现象指向一个趋势，互联网正在走向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仅是大家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大厂的人数也正变得越来越多。截至 2019 年末，阿里巴巴集团的员工人数超过 10 万人，截至 2020 三季度末，腾讯的员工人数超过 7.7 万人。2020 年初，字节跳动就宣布员工人数会达到 10 万人。

　　近两年，互联网企业市值疯涨，腾讯市值突破五万亿港元，美团逼近 2 万亿港元，拼多多总市值也已超过 2000 亿美元。但这背后推动增长的，似乎包含着更多的劳动力与更长的工作时间。

　　这已然违背了互联网的初心。

　　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经总结说，互联网强大的原因在于其具备四个效应，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传统经济中的规模效应和传统经济中的协同效应。基于这四个效应，互联网能够制造出非常难得的收益递增现象。通俗来讲，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就在于通过创新，将效率与收益放大。

　　讲究“效率”的互联网也开始依赖于人力堆砌时，其与制造业的本质区别似乎逐渐被磨平。

　　当然，话说回来，“互联网”、“996”、“大小周”，都是个人对工作、生活的一种选择。“你选择安逸的日子，就要承受安逸带来的后果”，只是打工人选择的余地，确实不多了。
 

抛开这一无法定性的个案不谈，互联网企业工作节奏过快、压力过大，导致员工健康受损、甚至猝死，这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

　　仅看近五年时间，相关事件就不胜枚举。2015 年底，一名腾讯游戏员工猝死，事后其同事发布请愿信，呼吁高层领导重视员工过度加班现象。2016 年，前阿里 DT 总监猝死，天涯副主编猝死，在对他们的评价中，也高频出现“工作拼”、“经常熬夜加班”等形容。近几年，依旧不时出现员工猝死新闻，涉及企业包括途牛、华为、商汤等。

　　阴影不仅笼罩着“打工人”，作为老板的互联网创业者们，在健康、生死面前也一概平等。2016 年，春雨医生创始人因心梗猝死；2018 年，互联网健康险服务平台大特保创始人突发心脑血管疾病去世。一系列互联网创始人的骤然退场，引发了对互联网创业者心理状态、健康状态的更多关注。

　　很难直接讲明，上述事件的发生，与他们互联网员工、创业者的身份是否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但一个不可否认的趋势是，互联网对员工时间的挤占、对员工身体与心理造成的负担，已经成为互联网“造富”光环之下的灰暗一面。

　　此前，关于工作压力过大、员工不堪重负的情况，更多出现在制造业。富士康自 2010 年 1 月 23 日至 2010 年 11 月 5 日连续发生 14 起跳楼事件，招致全社会的口诛笔伐，也让各行各业不断反思富士康的工作模式。

　　但似乎，十年过去，被捧上神坛的互联网大厂们已经忘记了曾经惨痛的教训。

　　互联网人的工作时间正在不断延长。首先，“996”正在取代 8 小时工作制。去年 3 月，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 GitHub 上传开，程序员们联合抵制互联网“996”工作制。不过，程序员们获得的来自大佬的明确回应，只有马云所说的，“任何公司不应该，也不能强制员工 996”，但“996 是修来的福报”。

　　此外，“大小周”也正在取代“双休”制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快手在日前召开全员会，宣布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启全员大小周，即大周工作六天、小周工作五天。更早之前，也有在脉脉上的匿名爆料称，拼多多有“超级大小周”制度，即大周工作七天、小周工作六天，以此计算，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时间。

　　即便工作如此努力，互联网人还面临着对前途的焦虑。35 岁之后，还没有晋升为高管的员工将被淘汰，这已然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潜规则。互联网似乎只属于年轻人，这背后的一个逻辑似乎是，高强度、高节奏的工作，只有年轻的身体才能够胜任。

（编辑：保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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